晋商在清代的商业活动中，很有特色地进行过茶树培植、茶叶加工及运销等工作，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人衷千说：“清初茶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茶事杂咏》）。

　　为了保证茶叶货源与茶叶质量，山西商人曾在福建武夷山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包买形式控制一些作坊，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茶叶加工。也就是说，有一些茶叶作坊是置于晋商的监督之下。但是，咸丰三年（1853）以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晋商去福建的茶道受阻，茶叶贸易受到影响。

　　后来，晋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曾发现湖北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具有栽植茶树的自然条件。便指导当地人栽植茶树和制造红绿茶之法，使这一带逐渐成为晋商新的茶叶产地。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住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道红绿茶之法”（戴啸州《湖北羊楼之茶叶》）。在咸丰、同治时期，蒲圻、崇阳等地人在晋商的指导下，已能够制作上好的绿茶。山西商人还将红茶加工技术传播到鄂东南乃至鄂北、蒲、崇等县。咸、同时期的茶叶，大多是散装，晋商收购后，还要进行较大工程的包装。

　　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最初的砖茶压制法比较简单，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加工，生产规模也较小。其方法是：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这种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作60筐茶叶，合90担。操作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不过它将茶叶的制作由散装转变为有形状的砖条，标志着一种新产品的开始。后来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收到了省力、省工、产品光洁整齐、节省原料的效果。不过仍属于手工作业范畴。晋商在晚清基本上控制了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对武昌府属各县的制茶业，往往是按照晋商的要求进行加工，然后由晋商统一收购。砖条虽为茶农产品，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

　　也就是说，茶农是代晋商生产，井且由晋商预先付一笔加工订金，晋商具有包销商的性质。到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了茶叶加工厂，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据海外资料称：“山西茶商每年（在茶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条”（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俄以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取得特权，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茶厂。同治四年（1865）后，英国商人又在台湾和福建开办茶厂。洋人利用机器生产茶叶，对晋商的茶叶生产造成了威胁。在湖北的晋商为了与洋商进行商业竞争，也开始对茶叶工厂进行改造。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作砖条。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从英国购进烘干机设备，炼制出了色味俱佳的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