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数据称，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开始低走，从1991年的６1．8％降至2005年的52．1％，同期居民消费率从48．8％降至38．2％。
这表明，从温饱走向小康的过程中，消费像头懒牛已十余年，其中最磨磨蹭蹭的是居民消费。
这种状态，是种病态。消费，既是生活、是人的需要的满足、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与投资、出口共同拉车中居于领导地位。它像头懒牛，既反映人们即期生活质量改善不足，又预示人们未来生活质量改善受制，因为它对经济增长刺激乏力。
不过，对这头懒牛，不能笼统看，需细解而察。十余年来，先富起来一族的消费是不像懒牛的，有奢侈品市场发展头也不回地奔向全球第二为证；十余年来，公职机关的公务消费和公职人员的公车、吃喝等职务消费也是不像懒牛的，有行政成本持续攀升、名列世界最高为证。
国情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的消费格局为三个世界，有15％的人在享受个性化生活的“第一世界”里，夹在它与过着清贫日子的“第三世界”之间的，是占80％比重的过着十人一面同质生活的“第二世界”的人们。
显然，十余年来，我国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制肘，未踏进良性循环轨道，要因是“第二世界”普遍吝啬、舍不得花钱，消极消费的大多数拖累了整体消费水平。问题是，有谁会拒绝今天过得好点、明天过得更好吗？不会，你不会、我不会、他不会。那么，症结究竟何在？
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望闻问切后，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说：不能将提升消费的期待全部寄托于收入提升，更要关注非收入因素，致力于增强居民个人消费安全感和消费信心，比如“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公共服务缺失和信贷消费水平等因素的改善。
一分为二的如此诊断，尽管既全面又辨证，但很容易给人造成收入因素并非事情关键的误会。
关于收入提升，邱局长没说透的本质是收入结构调整??在蛋糕重量既定时，通过蛋糕切分的公平改善，缩小国民的收入差距，增加大多数人的收入。他应非常清楚，这些年来，相伴经济增长，国家财政、企业利润的增幅持续大于居民所得增幅是种偏差，基尼系数持续走高到逾0．4６更不正常，社会收入结构病态必导致社会支出结构病态，典型的表现是：公款潇洒入市与居民捂紧钱袋并存，面向富者的奢侈品市场和面向贫者的伪劣品市场同样“发达”。
于是不难理解国家激活消费的种种举措何以往往效果欠佳。因为，对本就膨胀缺乏约束的公款消费和少数日进斗金者的奢侈消费，再鞭打快牛，对拉动整体消费的“贡献”也微不足道；对恨不得一分钱掰两半用的大多数，再鞭打慢牛，像挤牙膏般挤出的一点点也作用有限。
所以，除非是在特定语境中谈，“更要关注非收入因素”之说就不能成立。消费像头懒牛已十余年，大背景上分明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日益失衡，收入因素是根本因素、是一切有关因素中“更要关注”的因素。欲打造消费牛市，必须首先关注收入因素，其次才是非收入因素。
不是说邱局长所言非收入因素不重要，而是说它们的重要性在收入因素后。何况，收入与支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许多非收入因素换个角度看也是收入因素??比如，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到位，实质是什么？就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这种高费用、缺保障的现状直接扣减居民的收入。此外，居民购物追涨杀跌、收支预期不乐观、信贷消费水平受制之类问题，又何尝不是与收入因素密切相连？
只有抓住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关系，才能牵牢消费这头懒牛的牛鼻子，一拉拉动四蹄。
如果说，医治消费像头懒牛已十余年的病态有什么灵丹妙药，那就非扭转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失衡莫属??统筹城乡、产业、地区发展，协调国家、企业、居民所得，遏制收入差距过大、机会不均严重、贫富分化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教育、医疗等供给的公共产品性……一句话，提高国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平度的进程，将决定消费告别懒牛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