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的杨勋身兼多重角色，他是广东惠州下乡知识青年，资本家的儿子，黑五类分子，当时高压下的政治气氛令他窒息。尽管只有20岁，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苦难和人生的理解：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应该对于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相信生命的价值，赋予它意义。他有着这个年龄段的人少有的成熟和老练，确信人生的意义在于改变现实。而当时他的人生现实却无从改变，在绝望之中，他决定冒着牢狱之灾偷渡到香港，他的决心和定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出走之事，父亲居然一无所知。他带着干粮，在荒郊野外露宿，为了避免被发现，他只在夜间行走。

    一周当作九天用

    1972年，内地正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疯狂和瘫痪，杨勋偷渡来到香港。那时候，香港的第一条海底隧道刚刚建成，把九龙与港岛连在一起，电影、电视、实验剧场、音乐会和印刷业、新闻业蓬勃兴起，香港成为一个文化避风塘。与此同时，纺织业和制衣业也成为香港最兴盛的产业。作为一名内地逃难者，杨勋做起了熨衣工，与15名制衣工蜗居在一间40平方米的笼屋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即使在香港，生存环境竟然会如此恶劣。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分别于上午、下午、晚上辗转于三家制衣厂，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作为一名来自内地的年轻冒险者，杨勋试图在香港实现那些自己在内地想获得却未获得的一切。

    在经历最初两年玩命式的流动工作之后，杨勋由于掌握了精湛的制衣技术而备受制衣厂老板青睐，也因此有了一笔来之不易的积蓄。他并没有像大多数来香港淘金的人一样，把这笔钱用来买房、娶妻、生子。1974年，他决定开办自己的制衣厂，别出心裁地为自己的制衣厂取名为“旭日”，意思是“将一周当作九天来用”。

    然而，他很快就身不由己地陷入困境之中，时值美欧经济滑入低谷，市场萧条，以往外贸公司转包给制衣厂代工的生意空前低落，100余的工厂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许多制衣厂因为没有订单，纷纷转卖或者破产。转眼之间，杨勋从一个工厂主成为一只脚踏入地狱的准破产者。

    突然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诉绝望中的杨勋，他有一个两百打的格子牛仔裤订单无人肯接，杨勋是否有兴趣。“我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下来了，因为我清楚，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做这笔单子，因为不做厂子一定破产，而做，可能还有一线生机。”杨勋将样品拿回工厂核算成本时发现，除了工时成本以外，格子牛仔裤的制造成本与普通牛仔裤一样，如果能解决快速在牛仔裤上打格子这样的问题，那么他将获得高出一般订单一倍以上的利润。当时，由于受到机器设备和人员方面的限制，这是一项冒险性极大的生意，因为要在牛仔裤上打满四英寸见方的格子，工序极为繁琐，如果控制不好，残次品率将非常高，同时制衣厂还要承担交货不及时所带来的违约赔偿责任。对于当时的香港制衣业来说，格子牛仔裤属于鸡肋订单，不少制衣厂宁肯无活可做，也不愿意接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订单。

    如果不孤注一掷，那么杨勋只有死路一条。快速在牛仔裤上打格子的难题最终被杨勋攻克，以熨烫服装起家的他用格子模具将面料固定住的方法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杨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项工艺上的改进将会改变自己的一生。由于拥有这项独一无二的加工工艺，杨勋很快收到了大量的格子牛仔裤订单。这个憨厚的内地人并没有乘机哄抬加工价格，相反，他主动将550港币一打的加工费降低到299港币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