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第一个商人，恐怕很难考证。但将经商作为一种职业，则在西周就有。周灭商，商族后裔四处流浪，为生计，以买卖为生。久之，形成固定职业。因从商者多系商族遗民，人们就习惯把做生意的称作商人。

    商帮大多在富庶地区。中国疆域辽阔，风土民情南北各异，不同地域生成不同性格，在经商办事上，也就有不同风格：北方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现代。对东西南北生意人的性格作一剖析，对我们经商处事大有益处。

    北京商人

    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盐，没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

    对于大多数北京人来说，崇尚政治是没有职业之分的，即使街头小贩，也会当街大谈特谈政治。朋友聚会，就像政治家沙龙，北京商人侃起政治形势、国家大事就像高山流水，气势磅礴。电视剧《天下第一楼》中就有这样一个镜头，瑞英、修二、克五几个人在一起吃饭，克五讲起张大帅打北京的情景，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好像是亲临其境一样，听的人也是目瞪口呆。因此，有人说：北京人谈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口号多，广东接头广告多。北京人脑袋里装的除了赚钱以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闻，胸中存在的是独到的政治见解。有人戏言，北京街头随便找几个市民，其政治水平绝不亚于外地一个县长的水平。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盐，没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

    红顶商人曾是北京商人的代名词。从古至今，京都生意场都是官商的气派。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先生说：“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1988年，时任四通董事长的万润南在谈到北京的营商环境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北京的市场经济是移植过来的，它没有土壤和根基，是先结果，后长根，再完善其枝杆，这有点像树上掉下的葫芦，头重脚轻。它和广东不一样，广东的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地里长出来的，只要气候适宜它就自然地生长，不需要启蒙，只需要升华和完善。

    万润南在说这话的时候，北京已出现了一批有着特殊背景的富翁们。他们大多是1985年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的“下海”者，与权力圈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原本就是政府官员。由于他们能够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人们把这类商人称为“官商”或“红顶商人”。据统计，仅1988年，由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巨，其中70%流入这些人的囊中。

    随后几年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在为北京催生出一批规模更大、权力与财富的结合方式更为巧妙的红顶商人之时，也让红顶商人作为北京商人的代名词牢牢地留在人们的印象中。

    其实，红顶商人哪里都有，但北京不同。由于接近权力中枢，无论从背景的显赫、拥有财富的规模，还是从致富的速度方面来看，北京的红顶商人都足以让其他地方的同类富翁们羡慕不已、可望不可及。

    同时，北京商人的能侃善言也常常令外地商人望尘莫及，他们聚则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而且经常语惊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