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无数像他们一样在“旧邦新命”的使命召唤下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最终构成了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景象。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可以底气十足地强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然而，正如秦晓在《“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一文中所言，“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一个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成功地启动和实施了从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保持了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人民的福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

    “前者如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后者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却是一个难解的谜：中国在发展中所显现的问题又使人们对中国所走的道路、选择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和担忧。”

    这种怀疑和担忧一定程度建基于在改革30年后中国社会进程正面对的诸多“临界点”：其一，经济规模突飞猛进已经完全冲破了旧有社会政治体制，而适应新环境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制度没有建立或者支离破碎，整个中国社会内部利益集团之间因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形成的不满和裂痕正在从思想、观念和情绪向现实的权力争夺蔓延且日益扩大。

    其二，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的突然性崛起，给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妖魔化还是有限接触，国际社会都不能回避一个问题:给这个庞大的新势力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和一个怎么样的地位承认，才能保障其成为全球繁荣的积极因素而不是破坏因素。

    其三，改革开放30年已经完成了邓小平可能预见和规划的所有程序，也就是说第四代领导人必须在没有政治权威支撑的背景下，对改革开放的下一步独立做出30-50年的规划，而这种规划尤其面临着如何通过政治制度和权力制衡得以稳定地实现，而不会在某个时刻被偶然性因素打断。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必须从前30年的伟人指点江山式的模式，全面转向有制度保障和权力制衡的体制性改革开放，才能使得中国的发展有预见性和稳定性，进而可持续性。

    吴敬琏：改革仍需过大关

    2月18日，刚刚过完78岁寿诞的吴敬琏决定接受《商务周刊》采访，谈谈改革开放三十年。吴敬琏面容清矍，但气色甚好，当进入谈话主题后，神采顿时飞扬起来。由于前四十年的荒废，这三十年对他而言几乎就是学术生命的全部。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政策事件，都太熟悉了，甚至太“亲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