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开发的著名电脑游戏“大航海时代”中，商人几经努力，甚至成立军队，充其量只是为了能够成功地获得经商的自由，以及掌握不同区域的产品价格信息。因为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整个东亚都是轻视商人的环境。不仅中国，在日本，明治时代之前的商人们虽然富可敌国，却最多只能成为幕府的赞助者，以图获得一点点经商的自由。

    信息，这个一度被视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名词，在互联网时代却成了不值钱的代名词。信息泛滥像洪水一样包围了那些靠出售信息生存的贸易商们。当核心价值链被切断之后，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

    在中国，贸易商从兴起到面临新的决择，只有短短十余年的发展时间。从争戴“红帽子”到现在的自由贸易，贸易商是否积累了足够的转型资本，是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新型生存方式？而在带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迁的过程中，新型贸易商是否能重新成为贸易链上最有价值的一环？

    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那些贸易商身上，又在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贸易商的冷暖变迁

    如果要分析中国贸易商，首先得把他们分为外贸商和内贸商。这样分类的原因很简单：在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贸易格局影响下，外贸商与内贸商的关系径渭分明。虽然如今计划经济早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仍然在这两类商人身上深深地刻下了烙印。而他们又有着诸多的相同点。如今，随着电子商务大潮的涌进，外贸商——这个迟一步变革的群体，首先感受到了来自互联网信息泛滥的寒意。而内贸商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义乌的货代

    2007年的一天，浙江义乌，这个小小的县级市的某家宾馆里，一位外国商人因病去世了。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县城，尤其是发生在西部，将会是一条重大新闻，并成为该区域一段时间内的热门话题。但在义乌，这件事仅仅是被大家“知道”，然后又归于平静。见惯了各种肤色、听惯了各种语言的义乌人丝毫不会因该事件而惊诧。

    在义乌这个县级市的宾馆、出租屋中，居住着大量国外商人，“常住的外国客商少说也有1万人。”一位义乌人说，同时期的官方数字显示，有超过8000名外国商人常年在义乌经商。吸引如此大量外国人的原因就是义乌这个世界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而支撑起义乌这个世界级小商品批发城的则是遍布全国的小商品加工厂。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生产的小商品汇聚到义乌，再由义乌销售到全世界。而为了方便做生意，大量国外商人涌入了义乌。

    大量国外商人涌入义乌，自然有着他们的道理。这些国外贸易商们在此之前都是通过与国内贸易商联系的办法获得生意。随着国外贸易商之间的竞争加剧，走出国门成为这些国外贸易商中先知先觉者的选择。而走出国门来到义乌，目的只有一个：压缩采购成本。

    在以往的贸易经历中，这些小商品贸易商们要同国内的外贸商合作，国内外贸商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生产厂家，然后下订单生产，出口获利。而当他们来到义乌后，就有了新的选择：要么直接同生产厂家合作，从工厂采购产品；要么选择与义乌的大量内贸商合作。同这些内贸商做生意显然能够降低成本，更何况，在内贸商被利用之后，外国客商可以越过内贸商直接与厂家达成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