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西班牙电信拥有了巴西第二大固定电话公司TIM，并与葡萄牙电信共同参股巴西最大的移动运营商Vivo公司，墨西哥的AmericaMovil公司则控制了巴西第三大移动运营商Claro公司以及巴西主要长途运营商Embratel公司。

    “全球因跨国公司而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能够很好地掌控这些跨国公司而为自己所用的国家，会相应的繁荣起来，”卡多佐在自传中这样谈到跨国公司的作用。巴西的私有化成果毋庸置疑：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和巴西电信公司的私有化，分别帮助国家转移了公共债务，并带来了189亿美元的收益；1999年，淡水河谷即实现了约13亿美元的赢利，是未私有化之前利润额的4倍；巴西电信也在1998年当年进行重组，分三个地区分别进行私有化经营。如今，每100个巴西公民所拥有的电话数目从1997年的10.6增加到了2006年的20.7。淡水河谷和巴西电信成为了巴西私有化成功的范例。

    然而，由外国资本流入而支撑的私有化显得有些“失控”。如同淡水河谷和巴西电信一样，巴西大量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被外企合并或兼并。据统计，截至1997年，在橡胶、汽车、机械、采矿和家庭用具五个巴西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中，跨国公司占到了纯利润总额的70%，而在电子与通讯领域，这一比例为79%，交通业也高达7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外国投资以促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更新，卡多佐政府通过立宪的形式为外资进入消除了各种障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自1994年间开始大量涌入巴西，1996年，外资净流入额达到342亿美元，而1994年仅为143亿美元。

    大笔外资以FDI的形式流入，其中变化无常的证券投资资金占到了相当大一部分，它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用途——用来增加巴西的外汇储备，以巩固稳定货币的成就。但当外资被用来稳定货币和控制物价，卡多佐政府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历届巴西政府难以走出的外部依赖“宿命”——不同的只是依赖的形式和效率上的差异。

    “一场没有打麻药的手术”

    很多巴西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3年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那一幕：每到月末发工资的那一天，超级市场门口就早早排起长队，人们急切地希望把手中的克鲁赛罗（当时的巴西货币名称）在贬值之前赶紧花出去。当年，巴西的物价上涨幅度是2500%。

    “这种所谓的超级膨胀，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卡多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感叹道。

    对经济知之不多的社会学者卡多佐，抓住了通胀问题的关键——在巴西实行的这种指数经济中，通胀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只有打破这种指数经济机制，才能从这种循环中走出；而只有通过结束货币调整和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新货币来取代已经颓废的克鲁赛罗，才会有效打破这种机制。

    如今被摆放在巴西中央银行地下钱币博物馆显著位置上的1994版“雷亚尔”，成为了挽救动荡许久的巴西经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