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对中国关了门，却开了一扇窗，这扇窗就是广交会。”

    这段形象的比喻缘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广交会担负起出口创汇的使命。

    50年来中国经济脉动的轨迹，都能从广交会的发展历程中寻觅到。从1957年的春天到2006年10月秋季，整整100届的广交会书写了新中国对外贸易史。   

    1951年秋，广州举办“华南土特产交流会”，首届广交会秘书长、现已93岁高龄的外贸老人严亦峻回忆说，那时港澳、东南亚商人络绎不绝。到了1955年秋至1956年春，广东省外贸系统前后举行了三次小型的物资出口交流会，每次交流会均成交上千万美元。

    “既然小型的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的？”1956年6月中旬，严亦峻大胆向外贸部提出建议：借鉴国外大型展览会形式，吸取中国传统庙会和集市的经验，是年9月或10月在广州举办一次大型的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

    这个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从1957年4月15日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便每年两届定期在广州举行。

    第一届的广交会共展出12000多种商品，1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1200人次参会。广州原中苏友谊馆成为展馆，广交会一炮打响。

    交易员时代

    广交会原办公室主任邓仰尧说，当时外商和中国做生意，主要还是通过广交会。

    1978年以前属于外贸统制专营时期，当时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

    广州轻出集团总经理郭建华仍然记得，计划经济年代里，广交会由专业外贸公司组团。“那时候不分企业、无所谓品牌，开会前一两个月大家就忙开了，忙着组织并上报货源，协调确定价格。开展后，各省都以商定的价格与外商洽谈，几乎不存在价格波动。”

    这种“民间贸易”，在计划经济年代是“以产定销”，也就是商家销售什么产品，客户就只能拿什么产品，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郭建华说，那时的贸易在购买产品的数量上也是由商家说了算。客户需要多少货品，都要提前把订单交到商家的手里，由商家去统筹安排。

    从现在市场经济的背景来看，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不过，许多外国客商也“入乡随俗”，顺应了中国的这种做贸易的习惯，更甚者还学会看交易员的脸色，因为“以产定销”，有些交易员比采购商还“牛气”。

    但这种单一的模式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也阻碍了企业与买方、卖方的接触。

    “减政放权”与“产销结合”

    计划经济年代的外贸，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广交会逐渐实行“产销结合”，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